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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盗火者的记忆

归档日期:04-25       文本归类:翻译记忆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共有30部外国文学作品最终获得了评审资格,涉及了包括拉丁语、梵语、古意大利语等“绝学”在内的多种语言。来自于全国各地的11位评委参与了评选,评委的年龄跨度比较大,可以说老中青三个年龄段均有体现。我本人是第一次参加鲁讯文学奖翻译奖的评选。

  任何一种奖项,尤其是人文奖项,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主观性,因此,翻译奖的特殊性似乎也无需过于夸大。我们更多需要探问的也许是:一个国家级翻译奖的意义,究竟应该体现在哪里?

  我们看到,鲁迅文学奖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翻译能够出现在这一奖项中,本身就证明了中国文学界对外国文学的重视;同时,毋庸讳言,相比于其他奖项,它依然比较边缘,其影响力相对于其他奖项无疑要弱许多。因此,问题或许应该这样提:一个相对边缘的国家级文学翻译奖项,其意义究竟应当体现在何处?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涉及诸多方面,也非本文的主旨。仅就鲁奖翻译奖而言,它至少触及到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首先就是翻译本身的经典性。前面提到了作品的经典性。那么,译作本身在什么方面可以起到一种榜样的作用,推动人们对翻译的思考?此次获奖的作品中,《贺拉斯诗全集》和《疯狂的罗兰》极具代表性。它们甚至代表了两种方向。《贺拉斯诗全集》在翻译上做到了精益求精,尤其采用了分为两册的手法。一册将全文完整呈示,另一册更厚重,对每一行诗句做详尽的注释和解读,并告知另一种甚至另几种译本的潜在可能性。这是在实践角度我们能够想到的对外国古典作品的最好呈现方式,值得借鉴。《疯狂的罗兰》的译者则是在形式对等的道路上进行了可喜的探索,令人想起闻一多的“戴着脚镣跳舞”。这种尝试,尤其适合一些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至于功过,则有待时间的考验。

  第二个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外国作品与中国作品的交融性。众所周知,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很大影响。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的概念就从西方传入;现代小说与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也有根本的差异。有了现代小说的翻译,才有鲁迅、郭沫若,才有《家》《春》《秋》,才有《子夜》,等等。而傅雷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翻译家,就是因为无论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是《名人传》,都与《傅雷家书》一样,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食粮,哺育了许许多多艺术家、文学家。我长达10年的傅雷翻译出版奖的组织经验告诉我,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都是外国翻译小说的受益者。于是,问题来了:如今进入鲁奖翻译奖评选乃至获奖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作家?据我所知,它们当中,除却极少数经典,很少会得到中国作家的青睐甚至阅读。如果阅读外国文学成了外语专家、外国文学专家的事,那么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依然受到很大限制,依然作为类似博物馆藏品的东西,被摆放在橱窗里。那么,一部外国译著的真正价值又在何处?

  此次评奖中,有几部作品以独特的形式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引起了诸多评委的注意,虽最终未得奖,还是很受欣赏,得票不少。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所有的名字》由徐则臣写了序言,对《所有的名字》做了精到的解读。这种作家与作家的对话,为两国文学的融合或者互动提供了佳例;赫拉巴尔的《严密监视的列车》同时收入了三篇风格迥然的作品,展示了这位捷克大作家的多方面才华。波兰作家兹比格涅夫·赫贝特的《带马嚼子的静物画》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文学形式:一位波兰作家跑到荷兰,以亲身经历的方式将荷兰绘画娓娓道来,优美的散文形式中穿插了许多坚实的艺术史材料,伴以作者的直觉和思考,引人入胜,相信可以为中国作家带来启发。

  最后,我不得不提到,在传来巴西国家博物馆被一场大火无情烧毁,200年的记忆惨遭摧毁的噩耗之际,怎么能够不想到加莱亚诺的《火的记忆I:创世纪》?作者的雄心是在作品中将整个南美的记忆通过文学的手法再现出来。大火可以毁掉记忆,而在作家的笔下,整整一座大陆以及周边岛屿的文明记忆,都可以浴火重生。也许,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翻译家往往被比拟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意喻为本国文明带来光明。翻译文学的力量,就在于它能留下一种“盗火者的记忆”。鲁奖翻译奖能够奖励这样的创作和翻译行为,已颇可自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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