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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记忆研究:中国路径的思考

归档日期:04-25       文本归类:翻译记忆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记忆潮”的兴起,记忆的共享性、建构性和文化性日渐成为共识,记忆研究发展成为最热门的跨学科学术领地之一,其影响遍及文学、文化学、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地理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等众多学科。近十余年来,西方翻译学界也开始关注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等理论概念的跨学科解释力,探讨翻译与社会文化记忆之间互构、互动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一个新的译学研究动向正走向成型。美国学者Bella Brodzki是这方面探索的第一人,1999年她首次将文化记忆理论引入翻译与比较文学研究,其后来的专著《这些骸骨能复活吗?翻译、存活和文化记忆》(Can These Bones Live? Translation, Survival and Cultural Memory)又进一步系统地探讨了翻译的记忆功能与文化政治意涵,具有里程碑意义。2016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学者Siobhan Brownlie 推出新著《绘描翻译中的记忆》(Mapping Memory in Translation),探索翻译与记忆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建构。国内学界,罗选民教授2014年最早涉入翻译与文化记忆共生关系的探讨,并呼吁不仅翻译实践,译学研究也当为中华文化记忆的传承作出更多贡献。整体而言,记忆研究的引入拓展了翻译学的理论维度与问题意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记忆传承媒介乃至跨文化记忆实践的理念基本确立;翻译的记忆与遗忘功能及其背后的记忆政治、记忆伦理议题得以彰显。因此,翻译与记忆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

  必须注意的是,国际学界的前沿理论与研究范式不应直接照搬到中国的学术语境。在此,笔者希望从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着重讨论翻译与记忆研究的中国路径。

  就理论层面而言,如何让中国的史学与翻译传统以及中国当下的本土翻译学理论启发我们提出翻译与记忆研究的新概念、新命题、新思路、新框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有效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突破口。众所周知,中国拥有瀚如烟海的史籍与历久弥新的史学传统,也有数千年的翻译活动史,同时我们欣喜地看到,翻译学领域值得称道的本土理论创新也在不断增多。利用好这些文化资源,对于我们探索具有本土特色的翻译与记忆研究理论与路径大有裨益。学者们可以尝试思考如下问题:“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的“春秋笔法”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历史话语智慧对于文化记忆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有何启发意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与黄忠廉教授的“变译论”、张德让教授的“翻译会通论”相结合可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诠释翻译与记忆的互通、互构与互动?玄奘的“五不翻”思想和实践,特别是其中的“顺古故不翻”对于跨文化记忆的建构和传承有何意义?基于这样的跨文化记忆视角,翻译策略研究能否有所突破?陈东成副教授“大易翻译学”中的“修辞立诚”“交通成和”等伦理原则,对于反思记忆翻译伦理问题有何裨益?当然,这些问题只是体现了众多有意义思考中的几个可能面相,笔者抛砖引玉,以求激发更多相关的讨论和探索。

  在翻译实践研究层面,国际学界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创伤记忆、战争记忆,特别是犹太大屠杀记忆的翻译与重构,我们当然也可以考察抗战记忆、南京大屠杀记忆的翻译与跨文化建构议题,这也是很必要的。然而,笔者主张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未引起国际学界重视的记忆维度、议题和文本,如此我们的切入路径才会更加多元,创新空间也会更大。笔者试图指出两大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路径和方向:一是翻译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跨文化记忆;二是文化记忆、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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